总概

屈映光(1881-1973)：字文六，法名法贤，浙江临海人。早年与秋瑾、徐锡麟等人参加革命，历任浙江民政长、山东都督、省长等要职。北伐以后，退出政坛，专志学佛及救灾慈善事业。先后皈依谛闲、大勇、班禅、白普仁、贡噶呼图克图等，显密兼修，迭获授记灌顶，佩金刚阿阇梨印。来台后，曾与赵恒惕等人组织菩提学会、修订中华大藏经会等，从事弘扬密教及修藏事务。曾注释心经、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、四加行大手印导引等书。

2011年李尔昌先生来到屈氏祠堂，介绍屈氏家祠历史。

简介

屈映光(1883-1973)：字文六，临海县(今临海市)东塍镇人。生于清光绪九年(1883年)二月六日。屈映光幼受传统家塾教育，及长入杭州赤城公学肄业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)，年二十五岁，于赤城公学毕业，同年加入革命组织光复会。宣统元年(1909)，在上海创办《风雨报》，宣传革命，旋以环境恶劣而停刊。

宣统三年(1911)辛亥，屈映光参加杭州光复之役，被推为兵站司令。南京光复，屈映光以浙江代表身分，与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会，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，中华民国于焉诞生。

1912年，任浙江都督府民政司司长。

1913年，改任内务司司长，署浙江民政长。

1914年，任浙江巡按使。

1915年12月，支持袁世凯，受封为一等伯爵。

1916年4月，童保暄、夏超等谋独立反袁，驱走附袁的朱瑞，宣布浙江独立，映光任都督，但又暗中密电袁表示效忠，袁授以将军衔。5月，因各界不满而辞职。

1917年，居沪学佛。

1918年，任北洋军阀政府国务院顾问。

1919年，任山东省省长，注重修治黄河，著有《治河说略》。次年，辞省长职，居北京学佛。后应聘大总统府顾问。

1923年10月，与蒋尊簋、吕公望等于宁波组织浙江自治委员会，宣布独立，旋即失败。

1925年5月，被段祺瑞任命为临时参政院参政，又任善后会代表。

1926年3月，任北洋军阀政府贾德耀内阁内务总长兼赈务督办，并与国务院秘书长邓汉祥同为贾内阁中坚人物。5月辞职后环游欧美等国。同年回家乡后，创立振华中学于临海城内。

1929年，受佛教密宗灌顶法，称"法贤上师"。曾集资修订《大藏经》。抗日战争开始，在上海拒敌伪笼络，入内地，迁重庆。

1948年，任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副委员长。

1949年去台湾，任"国大"代表、"总统府"国策顾问等。

佛法因缘

屈映光学佛，曾先后皈依于谛闲法师，大勇法师、省元法师、持松法师、班禅活佛、诺那活佛、白普仁喇嘛。1929年，受密宗灌顶法，称法贤上师，由此显密圆通。

屈映光以其革命耆宿及政界前辈的身分地位，为佛教大护法。佛教每有外侮，屈映光即与沪上名流程雪楼、王一亭、施省之、关絅之等出面维护，颇受各界尊重。然亦已涉入过深，而遭受批评。如1929年，佛门缁素对于革新佛教制度问题，有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。前者主张革新，利用寺产，创设教育机构，以培育僧才，建设中国佛教;而后者主张维持丛林寺院传统家风，不标新立异以附和时势。屈映光倾向于保守派，因而备受革新派的抨击。1931年及1936年，中国佛教会两次改组，亦有新旧派之争，而屈映光亦牵涉入是非圈中，遭反对者之非议。

1934年，屈映光与佛教界名流居士段祺瑞、汤铸新、赵恒惕、陈元白、韩大载、王一亭、史量才等发起组织"菩提学会"，以移译藏文经典及弘法利生为宗旨，对于汉藏佛教文化交流颇有贡献。

1937年，中日战争爆发，屈映光在上海号召组织联合救灾会及僧伽救护会，自任救护总队长，出入战地，救护伤患。上海战事激烈时，逃入市区之难民数十万人，赖联合救灾会赈济活命。上海沦陷，屈映光辗转赴后方，出任赈济委员会副委员长(委员长许世英)，仍以救济难民为务。屈映光侨寓重庆时，从贡噶活佛修学藏密，藏密分黄、红、白、黑四派，贡噶活佛属红教，屈映光亦承受红教法统。抗战胜利后，1949年屈映光迁居台湾，寓居桃园大溪，以弘扬密教为务。1956年，屈映光与赵恒惕等发起组织"修订中华大藏经会"，恒惕与屈映光分别担任正、副编审，辽东满分优婆塞蔡运辰念生担任总编纂。以限于人力财力，并未达成修订目的，仅就各种版本重行编纂，景印行世。总编纂蔡念生著有《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》行世，而赵、屈二老在当时经费极端困难情形下，搜集国内外各种藏经版本，编纂成编，实非易事。

屈映光于1973年年10月19日病逝台湾，享年九十一岁。

屈映光给传法弟子李逸尘的六十贺词。

赈灾救济

屈映光幼年由祖母抚养，祖母长斋敬佛，谆谆教育孙子要救人济世。屈家是浙江台州临海的世家大族，家道殷实，在灾荒岁月常对穷人施粥施药，所以屈映光很早就从事赈灾救济工作。抗日战争前的1929年浙江闹水灾、1931年长江流域闹水灾、同年秋东北华北闹水灾、1933年察哈尔绥远闹灾，他都曾参与赈灾工作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，成千上万的军人流血疆场，民众背井离乡成为难民，他更是坐不住了，在上海发起成立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，又在佛门弟子中成立僧侣救护队，收容难民，抢救伤兵。因收容的难民日益增多，赈灾款即将用完，他于第二年躲过日本特务的跟踪，悄然离沪到香港去募捐。

在武汉的蒋介石听说屈映光到了香港，就邀请他到武汉去出任政府中新成立的救济委员会副委员长。原任命的委员长是孔子后裔孔庸之，挂名而不到任。代理委员长许世英，因为跟蒋介石有矛盾，托病躲在香港也不到任，所以屈映光实际上成了负全责的救济委员会委员长。他认为就任这个职位不是做官，而是要切切实实地做赈灾救灾工作。为了避免无米之炊，他一边募捐，一边建议政府发行一亿元救济公债筹款备用。

国民党军队在中原地区抵挡不住日寇的进攻，蒋介石竟下令炸开黄河花园的堤坝，想用水阻挡敌军。一时间桑田顿成沧海，数万人葬身鱼腹，数十万人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。屈映光立即奔赴灾区，在洛阳成立救济委员会办事处，在河南邓县、陕西黄龙山及川陕交界处的黎坪创设屯垦区，让难民到那里屯垦自救。在这一次大规模的救灾工作中，他四处奔波，以致积劳成疾，但是他在发高烧时仍深入到难民中去慰问，勉励他们在国家与个人同样有难的情况下，应当尽量设法自救，为国家减轻负担。

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，四川、贵州接连发生水灾和地震，屈映光马不停蹄地赶往赈灾。接着，云南传出个旧锡矿虐待童工事件，屈映光又赶去调查，解救了上百名受虐待的童工。

1941年初，由于省和省之间的矛盾，两广囤盐不卖，湖南囤米不售，造成了一边缺盐一边缺米的人为饥荒和浮肿病灾难。屈映光闻讯立即去会见战区司令长官薛岳，面陈利害关系，请他务必设法调济，解救这种人为灾难。

从1941年春天起，直到1942年秋冬之交，屈映光风尘仆仆地来往于浙、闽、赣、湘、鄂、黔、桂、粤等省，视察赈务，查实救济款是否真的有益于难民灾民。屈映光认为儿童和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所在，特别关注对战区儿童和流亡学生的救济工作。他每到一处，有受难儿童和流亡学生请求救济，就都会抽空亲自接见，帮助解决困难。他在处理个旧锡矿虐待童工事件中，曾亲自接见二三十名童工，当面向他们了解受虐待的情况，检查他们身上的伤痕。

救济委员会是管钱的衙门，钱虽然不多，但有的经手人难免见钱眼开，顺手牵羊。他善于以佛学济世救人的道理开导部下，又常以因果报应之说使之引以为戒。部下看到他穿粗布大褂，手持念珠，吃青菜豆腐，外出视察时不住省、市政府的招待所而大都住在难民收容所的办公室里，因此他们也就觉得贪污可耻了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国民政府其他部门的贪污事件屡有所闻，但救济委员会中并未传出过什么贪污的新闻，可见屈映光在救济工作中确实是做出了不少贡献的。